[32]张步文：《双规双指：相对合理性与适法有限性》，《河北法学》2005年第1期，第4-7页。

其五，协助留置的程序规则。[40]在警监协助活动中，不法行为可能外在表现为监察机关的申请行为、公安机关的审核决定行为或具有外部性的协助行为。

就协助行为的性质而言，因涉及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两个主体，其外部表现形式可能是监察行为、行政行为抑或二者兼有。其二，警监协助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共同使命。通缉的发布客观上应遵循谁决定，谁发布的原则，但考虑到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在力量与资源上的差距，公安机关在调动社会资源与构建治安网络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缉令的发布权统一由公安机关行使为宜。[20]在警监协助过程中，较诸公安机关的不作为，监警一体化的风险更值得警惕。[32]鉴于技术调查可能对被调查人的基本人权构成限制，宪法第40条规定限制公民通信自由的调查措施必须由公安机关执行。

监察协助过程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行为失范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基于此种工作性质，公民个人信息采集、处理、使用和存储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他部门在执法或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申请公安机关协助配合。一个德性化的法律制度或规范体系可以持续生产和再生产某种个人及其善的观念的共享的各种文化的方式[55]（P286），可以持续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得以共享的善的观念（和其他道德观念），同时也可以持续生产和再生产出符合这种善的观念的道德性制度规范体系[42]（P44-50）。

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劝阻在电梯内的吸烟行为，其性质属于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因而具有国家义务之属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作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的，缺乏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生命力的[23]（P82-88）。其三，辩证推理，意指在拟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指向不明，或者法律规范之间出现显性或者隐性冲突时，法官用以明确指向、消除冲突之推理或方法，其目的在于寻找一种答案，以解答有关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接受何者的问题[4]（P479）。第一，主流价值体系及其道义倾向的认知和把握能力。

促成认同即通过个案裁判促成社会大众对国家意识形态广泛而持久的认同，是司法作为国家代表所承担的义务。国家司法不仅应当以民之以为荣者为荣，以民之以为耻者为耻，而且其代表国家所做出的每一项裁判都应当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知羞耻之所在，明荣辱之所系的标识，从而成为国家知耻求荣的清风正气和认同感或凝聚力的建设者。

道德人格有高低之分，个人只有认同和尊奉那种反映和体现了历史必然性的原则和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自由，才能使自己的道德人格具有高尚性，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选择了直接改判。其中，羞关涉存在秩序，耻则关涉价值排序[20]（P12-17）。同理，若出现特别法适用困难，则只能在特别法的普通法中找法。

动机是行为的心理指数，是透析行为目的之核心要素。相称性原则属于价值取向之范畴，法官须将目的·手段·后果置于特定个案之中，植入人性尊严、人伦秩序等因素，做综合权衡和论证，在行为满足前两项基准即适当性、必要性的条件下，唯不违忤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取向之手段，方可作相称性判断。在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道统与政统两个相互依撑的统，其中道统属于国家意识形态之范畴，它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就其性质而言，法律关系还原属于事实推理的范畴。

它由道德判断能力、道德认识能力、道德直觉能力、道德选择能力、道德创造能力和道德践履能力等要素构成。据此，司法的道德能力可解释为法官在个案裁判中，面对道德情境时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能力。

第一，司法与国家意识形态。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司法的公信力取决于司法的道德能力，即司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道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道义的支持。

立基于此，法院直接做出价值判断：朱振彪的追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应予支持和鼓励。此即该案主审法官将找法范围由特别法扩充到普通法的必要性。其推理逻辑范式大致可作如下演示：大前提即法的价值——法官内心确信：公序良俗乃法的基本价值，故公民的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这里的道德自由即主体基于其道德人格所自主地作出道德抉择并将这种抉择不受阻碍地付诸实践状态或境界。司法的可接受性并非取决于司法技术，而是取决于司法过程的价值权衡和选择。其一，以于欢案为例，其涉案行为即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

第三，主流社会荣辱观的维促能力。其中，适当性原则属于目的导向之范畴，法官须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做反复论证，当手段被证明为目的之所需，则行为达到适当性基准。

正所谓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就其性质而言，司法系统属于政统之范畴，因此，道统即国家意识形态构成了司法的构建者、解释者和道德力量的来源。所谓解释性适用意指在具体个案中，无法找到可以适用的德性条款，藉由法官对相关法条的德性解释或者申请立法者对待适用的法律作出德性化的立法解释，作出合乎德性的裁判。

[41]（P1）任何成熟的司法理论都应为司法道德留有一席之地，至少不应道德冷漠[42]（P44-50）。其二，社会道德人格塑造。

因此，法官个体道德能力的生成和培育，必须借助于良好的司法伦理教育。在独特的案件中法律常常不能做到公正。以北雁云依诉某派出所拒绝办理户口登记案o为例，2009年，济南市民吕某给女儿起名为北雁云依，并以该名为女儿办理了出生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等手续。如果行为人认同国家惩罚，羞耻感产生，惩罚有效。

其三，道德型社会建设。法律具有普遍性，但个案却千差万别。

在这个背景下，司法的道德能力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项实践课题。此即立法的正义——正义乃卓越立法最不可或缺的德性，违背正义的立法执行得越彻底，对社会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的伤害越深透。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正是根据某个行为是否具有这种道德性质而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在立法中植入适当的道德条款，是各国立法之通例，亦是我国立法之传统。

这就是说，个案构成了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域。因此，荣辱通常约化为羞耻观。就其性质而言，作为法官道德能力运用的行为正当化处理或者争讼伦理化转译，所要解决的是事实的德性论证问题——这是德性裁判的事实基础，但据此尚不足以支持司法的德性裁判，为此，法官还必须找到法律中的德性条款。情节化解释赋予判词叙事以形式的连贯性，由情节编排将事件改造成具有可识别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一个故事。

[48]（P63）二是公共精神的培育。一个健康并运行良好的司法规范体系及其所衍生的司法秩序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相应的道德性规范或秩序。

为此，法官在法律适用范围上做了合乎逻辑的联想，即从与《继承法》密切关联的《婚姻法》和《民法通则》中寻找德性条款。在其现实性上，正是在其社会性维度中，法官个体道德能力才有客观的生成和传递空间，其道德践履和道德团契方成为可能。

在社会层面，司法裁判应当体现社会的普遍正义诉求，并借助于个案裁判凝聚和发展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必要性原则属于后果到查之范畴，法官须在后果与手段之间做反复论证，若行为达到适当性基准，则在可能达成目的之诸方式中，唯最小侵害者方不可替代。